人

生

一.逃离土地的罪，来自土地的罚看完路遥的《人生》想起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的男主人公。高加林和柯希莫一样，都企图逃离脚下的这片土地，柯希莫逃离土地，生活在靠近天空的树上，而高加林一次次想逃离农村的土地，想生活在布满水泥地的城市里。他们两位理想者都是用自己的方式和不满的现实进行对抗，可是结果却大为不同。路遥在总结高加林的经历是这么说的：现实是不能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如果想离开自己的现实，就等于离开地球。一个人应该有理想，甚至应该有幻想。但他千万不能抛开现实生活盲目追求实际上还不能得到的东西。高加林没有处理好现实和理想的关系，对他生活的农村进行了自己的审判：非文明（落后、肮脏、贫穷），平凡（无法承受个人理想）。土地是那些无知老百姓一生劳作，结婚生娃娃，平凡平淡一生的地方。而不是他这个有文化人想活出来的模样，他是不平凡的，注定是想要逃往能储存他不平凡理想的城市。 他的这几次逃亡失败了，或许说代价很大，原因有两点，未调和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把它们放在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位置上。其次就是冒然充当了土地的不敬的审判者。和卡尔维诺笔下的柯希莫相比，人的这一生能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居处是非常难得的事情，能找到一个为之能用生命去实践的支撑点更难。柯希不得不说是所有理想者所倾慕的人，他不仅找到了这个支撑点，而且近乎完美的处理了天和地的关系，理想与现实真的是二元对立的地位吗？他也不是土地的审视者，更非站在一个制高点去审视地面的傲慢且不敬之徒。他生活在距离天空更近的地方，同时也结结实实地站在这个大地上，因为要知道树的根是深深扎在这个肮脏的土壤里啊，他是理想者的完人，他不拒绝肮脏，反而发现了肮脏里丰富的营养，同时仰望着清澈的天空。所以他是生活在树上却热爱大地的理想者。这是高加林式年轻的理想者应有的姿态。分析一下高加林逃离的行为， 次行动是回到土地是因为他被有权有势的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顶替了，他失去了教师的工作，得到了善良美丽的农村姑娘刘巧珍炽热的爱。第二次行动是离开土地，因为高玉德当兵的弟弟回来使他重新拥有回到城市的机会，他得到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也得到了*亚萍——他想要的罗曼蒂克式的现代爱情。失去了说刘巧珍。第三次行动是重回土地，通过关系得到工作的事情被告发，高加林失去了他曾经的一切，不凡的理想与报复，包括*亚萍的罗曼蒂克式的爱以及刘巧珍淳朴炽热的爱。减少了年轻的一些狂热，增强了一些自我反省的力量，他终于得到了更加深刻的东西，这山，这水，以及养活一代代人的土地。经过这几次的出逃和回归，高加林终于认识到理想和现实需要调和的重要性，终于肯踏踏实实站在土地上，紧紧抓住脚下的*土大喊：“我的亲人哪……”他不再是不敬的土地的审判者，这株飘飘荡荡的浮萍终于找到了一生安居的地方。找到一个能搁置生命的支撑点，这是多么不易。土地永远是冷静的旁观者，它旁观着无数高加林式年轻人的逃离，逃离土地总是有“罪”的，就像逃离我们本身的生命状态一样，总会收到来自土地的“罚”，遭受了这般的“罪与罚”，高加林式人物才会以更高级的成长姿态亲吻着土地，而土地永远会以它 的热情去拥抱着它的儿女。

二.关于爱情悲剧的分析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从小树林推着自行车走的时候就注定是以悲剧结尾的，因为有一个细节说，高加林看刘巧珍的侧影想到的是一幅拢着鲜红头巾的苗条姑娘的俄罗斯画，而刘巧珍看到的是那个讲卫生，浑身香皂味的大丈夫气质的心上人。 是他们精神上的不对等，高加林是心傲的农村知识分子，刘巧珍是农村的文盲姑娘。高加林知道霍梅尼萨德尔，知道里根的中子弹*策，刘巧珍只知道母猪的生产期和天冷了盖狗皮被子。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生存阶段（温饱）是生理和安全的需要，归属阶段（小康）是社会和尊重的精神需要。双方的生存阶段都被满足，而文化水平的差异导致精神和思想上的鸿沟是难以跨越的，刘巧珍可以上山劳作满足他的物质需求，可是难以和他产生精神上的共鸣。所以爱情便以悲剧结尾。第二是爱情上地位的不对等。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是在非常巧合的时候产生的，高加林受到事业上的打击，而在人生的低潮期时恰巧遇见刘巧珍，她的出现刚好成为了高加林的精神慰藉，也就是说他们两人的爱情是女方给男方的救赎性的爱情，试想如果高加林事业顶峰时会接受刘巧珍的爱吗？所以一旦男方的条件好转，或者因外部环境而变，爱情便会破碎。造成这种不对等的因素很多，更多是性格悲剧，高加林的姿态是高傲的，只是把爱情当成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在面对事业和爱情的抉择时，他最终选择了抛下刘巧珍去城市，之后为了更好的发展放弃了刘巧珍和*亚萍在了一起。而刘巧珍她把爱情当作她生活的全部，事事依着高加林，全心全意毫无保留地为高加林奉献，她提前给高加林准备棉签和酒精，知道他干活手会烂，凭借直觉知道他没吃饭，给他准备蛋糕，甚至当她知道高加林和*亚萍在一起时默默流泪， 还哭着给他求工作。高加林的心理是自傲的，刘巧珍的心理是自卑的，这种心理的不对等是无法走到一起的。真正爱情的姿态是舒婷在《致橡树》里的一句诗：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第三是传统爱情和现代爱情碰撞和矛盾下的相互搏击。路遥笔下的高加林是介于新时代和旧时代的中间物。《人生》揭示了作为新旧时代中间物的青年的焦虑的生存状态和矛盾的心理状态。高加林出生在农村，有着朴实勤劳土地人的性格，但是接受过新时代的教育，拥有新时代青年人的品质，有着远大的志向和抱负，渴求文明的现代生活。于是他在乡村土地的召唤下，以及具有新知识、新文明以及更高的精神层次的城市的强烈引诱下，矛盾艰难地抉择着。刘巧珍作为旧时代农村传统女性的代表，她淳朴、善良，对男方顺从依赖，对爱情无私奉献，*亚萍作为新时代城市现代女性的代表，她叛逆任性，有着独立的思想，兼有新时代蓬勃的个性，这两者产生了强烈的矛盾对立。高加林遵从了新时代城市文明的召唤，投向了*亚萍罗曼蒂克的爱情，自然而然抛弃了刘巧珍，他们的爱情一方面也是时代更替的社会悲剧。

三.小结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说：悲剧使人产生怜悯和恐惧，从而导致这些情绪的净化。阅读路遥《人生》的过程情绪是非常起伏的，从开始对高加林遭遇的同情，到对他抛弃巧珍的愤恨不平， 是一种平静的释然和理解。这种释然是非常重要的，我把它归结为悲剧的净化力量。为何释然？因为高加林有我们年轻一代人的影子，我们万不可站在一种道德的高度上去责骂他，因为那是年轻应有的姿态，他犯下的错误可能是我们未来人生道路的写照。德顺爷爷想告诉我们，有罪必有罚，因此一切都是被允许的，一切也是能够被原谅的。想说说路遥的成功之处，他突破了中国传统小说“脸谱化”的人物设定，一部精彩小说的人物性格一定是复杂的，传统小说人物总是在谁好谁坏非此即彼中开始，大团圆式结局结束。而路遥的《人生》人物性格明显复杂了许多，这种设置减少的读者对人物的偏见，矛盾的性格能引人深思，更加客观理性地看待人和事。路遥的这个实验便体现在了高加林身上了。一部堪称伟大的小说，可以揭示全人类的生存困境和状态，而一部 的小说一定是能揭示这个时代和社会人们的生存焦虑。路遥的《人生》无疑是后者。

文字丨张祥玮

排版

乔大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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