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荣，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日本著名学者吉川幸次郎曾归纳中国文学有三大特色，其中第三个是“尊重典型”，认为“唐以后的诗歌典型就是杜甫”。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发现，宋代文字禅兴起之后，禅宗诗歌创作与评论中出现了一种极为有趣的文学现象——杜诗崇拜。如万松行秀元光二年（）撰《〈评唱天童从容庵录〉寄湛然居士书》即说：

吾宗有雪窦、天童，犹孔门之有游、夏。二师之颂古，犹诗坛之李、杜。世谓雪窦有翰林之才，盖采我华而不摭我实。又谓不行万里地，不读万卷书，毋阅工部诗，言其博赡也。拟诸天童老师颂古，片言只字，皆自佛祖渊源流出，学者罔测也。

《评唱天童从容庵录》，又称《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从容庵录》《从容录》，它是行秀应其嗣法弟子之一金元时期的大政治家耶律楚材（即湛然居士）之请而撰出，其评唱对象是曹洞宗天童正觉的“颂古百则”。行秀虽然把云门宗雪窦重显和曹洞宗天童正觉比作孔门“文学”之子游、子夏及盛唐诗坛的李白、杜甫，但实际上他更推崇的典范是杜甫，如其弟子林泉从伦《林泉老人评唱投子青和尚颂古空谷集》卷4就只对“不行万里地，不读万卷书，毋阅工部诗”进行阐释：“言其见闻博赡、智量恢弘方能为也。世法尚然如是，况吾真乘世、出世间无上妙道大解脱门邪？若非具游戏神通、奋迅三昧，得大总持，有大威力，曷能经由百一十城参五十五大善知识？”耶律楚材《戏刘润之》又夫子自道曰“居士亲行万里地，政须百注杜陵诗”，可见行秀师徒三人对杜诗都极其推崇。

张镃淳熙十四年（）秋所作《桂隐纪咏四十八首》其十一《殊胜轩》则把杜甫称作“诗佛”，说“杜老诗中佛，能言竹有香。欲知殊胜外，说著早清凉”。“竹有香”概述的是杜甫广德二年（）秋所作《严郑公宅同咏竹》（得香字）诗题及其颈联“雨洗娟娟净，风吹细细香”下句之内容。杜甫把对风雨中摇曳的青青翠竹的视觉感受写成缕缕细香之味觉，修辞手法为通感，因其依据是《楞严经》的“六根互用”，张镃认为老杜通佛理，故赞之曰“诗中佛”。此种论断的得出，恰恰与两宋丛林文字禅之杜甫崇拜的历史文化语境有极其密切的关联。

不过，吊诡的是，杜甫广为世人熟知的称号是浸染浓厚儒家文化色彩的“诗圣”。一般认为，“诗圣”成为杜甫的专称，是在明代中后期。当然，“诗圣”杜甫的“圣”化历程相当漫长，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中唐雏形孕育期、晚唐五代形象塑造期、宋元地位隆升期、明代最终定型期。”而宋元以来正是中国佛教史上文字禅盛行及禅宗语录编撰蔚成风气之时，禅宗语录对杜甫其人其诗的品评尤其是对杜诗的品鉴运用之例，俯拾皆是。换言之，禅宗对杜甫文学地位的提升及其人格圣化也有推波助澜之用。因此，充分挖掘、整理相关语录中的“杜诗学”史料，对杜诗在禅宗语录中的巨大影响及其与文字禅的内在联系做出整体的历史观照和深度的理论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这既有助于“杜诗学”史研究的深化与细化，又有助于构建禅宗诗学的研究体系，进而推动禅宗诗歌史、禅诗批评史及禅宗文学思想史的全面研究。

在中国禅宗史上，虽然早在中唐时期就有以（当朝名家）诗释禅的禅师，不过为数不多，且以说理性诗句为主。而较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