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沚书院：尊道贵德经世致用

浮沚书院是温州历史上一所影响深远的书院，坐落于市区松台山麓，原为北宋周行己的故居和讲学之地。书院选址于“净光山下，古西射堂之遗址，蕞然小洲，缭以勺水”，行己将其取名“浮沚”，意为身若浮萍，去留无止，愿以无止之身而处暂寓之室。在这山水环绕、清幽静僻的“暂寓之室”，行己开始收徒讲学、传授知识，在当时“见闻最晚”的永嘉（今温州），“邦人始知有伊洛之学”。

（一）

中国书院的制度与精神，奠定于两宋时期，钱穆先生认为宋学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北宋书院大体有三类：一为地方官员出面，公众筹资，在前代书院基础上重建的官学延伸式书院，如石鼓书院；二为大宗族自建的家塾式书院，如华林书院；三为学者自设授学的私塾式书院，浮沚书院便为此类。

北宋初期的书院以前两类为主，如名重一时的宋初四大书院大都是官学延伸式书院。宋初，朝廷为了征服割据政权，消耗了大量财力，除了国子监、太学外，州县乡之学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但此时百废待兴，官学教育与社会对于人才的大量需求脱节，这种状态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使书院成为代替官学的重要存在。

北宋三次兴学，重在加强官学教育。虽说一时成就可观，然均以失败告终。同一时期，在官学之外，浮沚书院等一批注重讲学和研究的私塾式书院兴盛起来。

（二）

周行己（—年），字恭叔，世称浮沚先生，祖籍瑞安县，著有《浮沚集》等。他自幼好读书，七岁诵经书，十余岁学属文。十四岁其家迁往郡城永嘉，十五岁随父宦游京师。十七岁补太学诸生，与许景衡、刘安节等并称永嘉“元丰太学九先生”。居太学期间，行己从学于陆佃、龚原“新学”，后改从太学博士吕大临“关学”，元祐五年（年）赴洛阳师事程颐，成为程门著名弟子。元祐六年登进士第，官至太学博士。大观三年（年），行己罢职后回乡授学，创建浮沚书院。

周行己学问历经数次转向，由荆公新学转向关学、洛学，丰富的学问经历让行己既秉持包容的治学态度，又善于从所学内容中进行取舍，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体系，从而在浮沚书院讲学中体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

尊道贵德，摒弃虚浮之风。周行己早年一心学习科举时文，至二十二三岁时“读书益见道理”，始知“圣人作书遗后世，在学而行之，非以为文也”。于是行己日学而夜思，以学行修明为世人称道，在程门时“持身严苦，块坐一室，未尝窥牗”，保持一贯的修身之态。在书院授业中，行己确立了“知道”的为学宗旨，他说：“博于古今而不知道，谓之多闻可也，而不可谓之善学；善于辞章而不知道，谓之能文可也，而不可谓之善学。”行己努力避免“学之为士者，不知学之本”的状况，教导学生“明吾之善以诚吾之身”，不以学文、应举影响自己对于“道”的追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所以教学也”，行己以孔子之言道明“教学”之义，以身为范，“早晚思古人之修德立行”。

兼收并蓄，不立门户之见。周行己早年在接受洛学的同时，也受到关学、新学的影响，他将新学之代表龚原与程颐、吕大临并称为“能传古道”之人。同时，行己也抛开党派之争，表现出对蜀学领袖苏轼的欣赏，四库馆臣评论其学问虽出程氏，“而绝不立洛、蜀门户之见”。在书院的教学中，行己也体现出不拘泥于一家之学的包容精神，虽为洛学门生，却在传授洛学“涵泳义理”之学脉的同时，又倡导关学“学以致用”之学风，在讲授洛学“理”为万物本源的思想时，又杂糅关学的“气”说进行讲解。

经世致用，推崇真才实学。周行己对实际问题颇为